西方大国的道德并不具有优势，因为“大国责任”标准是模糊的、多元的。

　　美国不但是大国，而且是超级大国。但在享受诸多特权的同时，却极力回避与推卸责任。如在《京都议定书》上出尔反尔，拒绝《儿童权利国际公约》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撕毁《反弹道导弹条约》，违抗《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拒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等。如今，美国等西方大国依照自己拟订的标准，要中国承担所谓“大国责任”。

　　己所不欲，硬施于人。中国历来是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积极主动承担的国际责任迅速增加。因此，“大国责任”的喧嚣实际是对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负责任国家的诋毁。

　　“韬光养晦”仍应是我国基本的、长期的对外方针之一。中国虽然在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与官方外汇储备等方面成绩斐然，但人均国民收入排世界第110位，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4%，日本的5%，韩国的10%。依据每天收入不超过1美元的国际贫困人口标准，目前中国还有1.3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4%，占世界绝对贫困人口7.5亿中的18%。西方国家如日本普遍藏汇于物(美日石油储备都超过200天)，藏汇于民(日美民间外汇分别是3万亿美元和9万多亿美元)。

　　在中国外贸、引进外资的成绩背后，是巨大的资源与环境成本以及劳动者健康的代价。因此，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今后长期面临的任务。中国要成为经济尤其是金融强国的路途仍相当遥远。有鉴于此，对外经济工作应加强协调，低调谨慎，约束“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张扬行为，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树立起一个“重承诺、负责任、守信用、低姿态”的大国形象。

　　在积极主动承担与中国国力相适应的责任方面，要看到不公正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的调整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必须适应、利用现有的秩序与规则。实践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尊重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参与解决日趋严重的全球失衡问题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中国应当有信心、有能力，在尊重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依照自己的道德标准，积极主动承担与国力相适应的责任，以不断壮大的“硬力量”(经济实力)来发展我们的“软力量”(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发展模式等)，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所凝聚的“北京共识”就是“软力量”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与生态环境、增加国际援助等方面虽然取得明显进展，但是与国际社会的期待还相去甚远。从长远来看，这些于人于己都有利的事情要积极主动去做。加强与西方大国尤其是与美国的对话与合作，了解他们对中国的全方位感受，澄清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理念。在增进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中，应考虑到“赤道原则”和“资源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等国际规则。

　　尽管“大国责任”下有诸多玄机，但是如果我们能顺利接过橄榄枝，利用得当，可以变压力为动力，化危险为机遇，借助外在压力理顺国内经济关系，解决社会经济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矛盾与因素。

　　中国历来是一个言而有信的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如“入世”开放承诺)应认真履行。但是，对西方大国不断要求的涉及国家经济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改革与开放措施，应当慎之又慎。拉美与东南亚等地的金融危机一再表明，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全面对外开放)应在宏观经济与贸易自由化之后，必需金融监管部门的组织和功能显著加强，营造良好的金融运行基础(如完善的法规与会计制度等)，充分的透明度和完善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及发展对冲和管理风险的市场。否则，不仅效率提高缓慢，而且易于引发金融危机。□(文/江涌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