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家担负的责任来说，仇和在政坛跋涉还需真正唤醒更多民众、更普遍的官员群体，触动更多广阔变革所需的因素，并让它们苏醒。

　　继公布所有领导干部电话后，“铁腕”书记仇和再添一桩轰动的新闻。前日，昆明呈贡县接受了一名副局长的辞呈。有消息证实，此人在此前参加全市招商引资会时打盹，受到仇和点名批评，相信是因“破坏招商形象”而被勒令辞职。在眼下的春城，招商引资被仇和当作第一政绩，要求逐级分解、层层必达。仇和还准备成立35个招商局，辅以高额的奖罚措施，令其衔命而出，分赴沿海各地。在上任不到两个月内，曾经饱受争议的仇和式施政模式再现云南，一如既往地掀起舆论热潮。

　　仇和在昆明推行的新政，其实带有个人从政史的强烈印记，最早可溯源至他主政江苏沭阳县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这一时期延续至2006年调任江苏省副省长，仇和在宿迁历任市长、市委书记等党政职务长达10余年。职位在变，仇和式的施政风格始终不曾褪色，且不绝如缕。大致包括：给教师下达招商任务，命令小偷在电视台宣读“忏悔书”，卖掉公办学校和医院，实行公推公选干部改革，要求农民义务疏通京杭运河，完不成招商任务的部门负责人一律免职……

　　从苏北县城到云南省会，仇和从来都处在舆论的漩涡中。他手腕强硬，所行公共政策不允许任何讨价还价，不惧怕冲击任何利益群体。整肃吏治方面，他更不忌讳展开直接乃至粗暴的手段，官场的规则似乎也因此显得脆弱。从北向南一路迁徙，尽管仇和式改革的内涵并无明显扩展，可是其破坏与建设的诉求同样急迫、同样清晰、同样暴烈。面容严肃的仇和拒绝寂寞，时时搅动治下之城的社会政治。他闻名遐迩，不能摆脱赞叹、钦佩、好奇、怀疑、蔑视、谩骂等是是非非。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仇和。在历次改革及无数民众的解读中，51岁的滨海人仇和演变成意义相互冲突的标签，被各类阵营争相引用。经过一次次剧烈的、注定无法相互说服的争论，仇和的形象被彻底符号化、复杂化。面对仇和以及毫不遮掩其雄心的政策举动，欢呼者展示了近似于被解放的激动，焦虑者则要承受个人所营造的犹疑、担忧乃至痛苦。同个仇和、差不多的政策，民众为什么欢呼？又因何焦虑不安？究竟是仇和式的执政落入了万花筒，还是包括社会心理在内的其他什么发生了分裂？

　　拥护者们的眼光是理想主义的，带有浓厚的戏剧化色彩，习惯于将仇和看作是清官或侠客一类的有力者。他不在乎官场文化，他断喝一声就将不尽职的官员拿下，他让官僚体验到改革的残酷一面，他让民众失去的只是枷锁。总之，仇和被当作是能够打乱旧秩序的政治强人。毋庸讳言，仇和施政的长期效果难以预料，但他的特立独行很快影响了一地一域的政治气候、经济格局、官场习气。民众对这些显见的“动荡”期待已久，恨只恨势单力薄无法实现，好在仇和为官代行正义，替他们圆了梦想。

　　仇和从不缺少拥戴者的激情和乐观。同时，他并不能消除另外一部分大众的疑虑。这部分民众对个人权威抱有警惕，对制度建设的优先性耿耿于怀。他们的反对立场实际上来源于持之以恒的政治焦虑症。按照这种舆论的理解，仇和以地方最高官员的个人智力，驱使整个行政系统服从某些强制性目标，可能无益于政府改良，或把政治焦点变得更狭窄。甚至会有一种危险，那就是将昆明变成只服膺于个人权威的次等级政府，从而背离政府改革的核心价值，忽略更紧迫的民生建设，以及遗忘改革的其他重要方向。

　　或许仇和想的并不复杂，或许赞弹他的人活得太沉重。无一例外的是，仇和都被他的拥护者和质疑者所利用，帮助阐释各自的吁求：要么是达成政治清平、小民现世安稳的冀望；要么是被引作靶子，“攻击”现实主义的种种病症，影射政治进步过程中的挫折和难题。抛开对仇和施政的各种情绪不谈，众声喧哗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其实都深陷在相同的境遇中，难以自拔，那就是：无论怎样臧否仇和的新政，无论施政的质量和效率如何，都映衬出他们作为旁观者的无力感。是的，问题在于他们仅仅是政治运作的旁观者，并已开始不满于这样的角色扮演。

　　作为体制内的行动者，仇和施政必估计现有基础，苛责太多难免有求全责备之感。以政治家担负的责任来说，仇和在政坛跋涉还需真正唤醒更多民众、更普遍的官员群体，触动更多广阔变革所需的因素，并让它们苏醒。(南都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