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十五年

　　改革的重心从农村移到城市

　　记者：既然黄金十年的改革成果这么丰硕，那么为什么接下来的好多年，农村改革会出现许多艰难和曲折？

　　徐勇：说简单点，那是因为改革随后进入了下一阶段，改革的重心从农村移到了城市。

　　农民涌进城，变成农民工

　　记者：我们注意到，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词——民工潮，这是不是无形中成为此阶段改革重心转移的一个标志？

　　徐勇：民工潮这个词出现于1992年。民工潮体现出农村改革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了。1978年开始的改革，首先解放了农民，农民开始流动。先是流向乡镇企业(上世纪80年代初期)，被就地消化，到后来(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地方发展的不平衡，农民开始了有规模有组织的流动，主要流向珠三角、长三角这些沿海地区，形成了农民工进城大潮。

　　面对民工潮，城市打开了一道门缝，我记得当时的规定是：农民在完成农业生产后，可以允许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那时城里人还不习惯把进城务工的农民称为农民工，而叫他们“盲流”。

　　为了城市改革，农民做出了贡献，也做出了牺牲

　　记者：民工潮对这一阶段的改革起了什么作用？

　　徐勇：民工潮的背后，是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与获得的收益的不成比例。我国这些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外汇储备由很少变为世界第一，这里面谁的贡献最大？就是农民工。他们拿很低的工资，在这种廉价劳动力保障下的中国商品，才轰开了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他们做的活却是城里人不愿做的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而且没有保障。一些人还恶意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有一个数据：到2003年，全国建筑行业的老板拖欠农民工工资达1000亿元。

　　记者：也就是那一年，总理坐不住了，帮一位农民工讨了工资。

　　徐勇：所以说，为了城市改革，农民做出了贡献，也做出了牺牲。

　　民工潮应该由“潮”变“水”

　　记者：建立在民工低价无限供应之上的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发展起来了，但我们不仅没有实现城乡一体化，反而加大了城乡矛盾。这可不可以说是民工潮带来的问题呢？

　　徐勇：这是个问题。问题虽出在农村，但问题的根子不在农村，这个问题其实是整个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说到解决方法，就是要让“潮”变成“水”。

　　出路一：把一部分农民工城市化，把他们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来，由“乡里人”变成“城里人”。一个国家只有农村人口减少到总人口的30%以下，现代化才能达到中级水平。现在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0%。

　　出路二：通过新农村建设，吸引一部分优秀农民回乡务农。国家要为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样才能吸引农民去种田。现在不是流行“炒股不如养猪”吗？危机同时也是转机。

　　出路三：发展县域经济。让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回到县城办厂开店，让县城经济形态由消费型转向生产型。

　　正视农村改革的问题——农民有饭吃，缺钱花

　　记者：这么多年来，农民一拨一拨涌向城里。除了当初家庭承包解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外，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

　　徐勇：一开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确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到后期(上世纪90年代末)，主要原因却是种田不赚钱，农民不得不离乡进城挣钱。那时，有些农村还出现了“抛荒”现象，即把田地荒掉抛弃。

　　记者：为什么“抛荒”？

　　徐勇：你想啊，农民辛苦种了一年地，不仅赚不了钱，可能还要负债，假如你是农民，你还种不种田？

　　记者：可是当年农村搞家庭承包，农民们种田不是很有积极性吗？

　　徐勇：一分为二地看，优点背后就是缺点。分田到户，有公平但不一定有效益，没有规模经营。其二，土地虽然被农民承包，但只是“政策田”，并不是“法权田”。所谓“法权田”，是用法律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而“政策田”，农民可能今年刚给土地撒完种施完肥，明年这块地却不归他承包了。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地方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再加上为了支持城市改革和国企改革，国家对粮食进行限价，也让农民做出了牺牲。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农民种田难赚钱。

　　记者：除了“抛荒”，此时的农村改革还遇到什么其他问题？

　　徐勇：农村没有义务教育，搞的是民办学校；农村没有医疗、养老、低保等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缺乏，一些60、70年代兴建的农田基础设施失修、废弃。这些都成为在这个15年中出现的问题。到后来几年，农民的状态成了“有饭吃，缺钱花”，“吃饱了饭，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当然，也正因为这些问题，才有了后面的一系列举措，有了后面的“历史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