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飘》的读者或许不会想到，30年前，把郝思嘉和白瑞德引见给中国读者的出版业者，曾承受了怎样的压力？1979年，浙江人民社出版了外国名著《飘》，曾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方面，人们被压抑很久的文学阅读热点燃，《飘》加印到60多万册仍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国内大报大刊屡屡发出质疑：要《飘到哪里去》？

　　一本《飘》的出版引发了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大讨论。这场争论直至邓小平1980年亲自发表相关的谈话后才平息。

　　风波源于那个特定时期所产生的严重“书荒”。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内，全国到处都在闹书荒。出版业也是百废待兴，不管是纸张供应还是印刷能力都很有限。

　　但人们前所未有地渴望着读书，渴望着知识。尤其在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陆续有一些数理化丛书出炉，每逢上架，各地新华书店前都会出现抢购的长龙。“在杭州，上解放路新华书店购书的读者都一路排到了国货路。”当年的浙江省出版局副局长马守良近日接受本报采访时，回忆当年的情形。

　　当时，学术或艺术著作只能由国家出版社出版。1978年，由京、沪的国家级大出版社出版了35种中外文学名著，按计划分配，浙江一个省只分到了2.4万册，一上架便被抢完，严重地供不应求。

　　而当时浙江唯一的省级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在“文革”前的17年，没有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更不用说长篇翻译小说了。“我们深深感到要解决‘书荒’，繁荣出版，就必须改革，冲破‘三化’，冲破框框。”马守良说。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出版社实行“三化”方针，即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就是说，只能出版字大、本薄、价廉的通俗小册子，不能出版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更不能出版翻译小说。)

　　1979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组织力量审读了一部分外国名著，经过反复论证和研究，决定出版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女作家马格丽泰·密西尔的小说《飘》。

　　“《飘》是我们在上海书店的旧书堆里翻出来的。”1979版《飘》的责任编辑汪逸芳回忆，“当时，上海书店‘幸存’的这堆旧书，都是解放前比较畅销的文艺书，我们在里面翻，最后选中了《飘》等几本外国小说。”

　　为什么选中《飘》？汪逸芳说：“我和社里一个老编辑一起选的，我们被书里的精神感染。那种奋斗向上、不向环境屈服的高昂进取心打动了我们。同时，解放前，曾上映过电影《乱世佳人》，反响很大，所以我们直觉该将《飘》再版。”

　　对于为何后面会引发轩然大波，汪逸芳说：“当时没想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