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由于许多重症病人被抓获判刑后身体状况较差，看守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十条规定，对“患有其他严重疾病，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不予收押。同样，根据《监狱法》第十七条规定：“监狱应当对交付执行刑罚的罪犯进行身体检查。经检查，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不收监：(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对前款所列暂不收监的罪犯，应当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由以上法律规定可见，重症病人在暂不收监之列，监狱可以据此拒收。

　　监狱这样做，一方面是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另一个方面，则是担心一旦出事责任太大。如近期某省一座监狱，在对一名肺结核病罪犯的救治过程中，因其最终死于监狱，监狱领导却被检察机关以涉嫌玩忽职守而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在收押问题上，对《监狱法》第十七条‘严重疾病’、‘社会危险性’的界定上，由于法律没有具体解释，监狱与公安存在分歧，以致常常为一个罪犯能否收监需要上层协调。”邵东县公安局长杨修文对此深有体会。

　　眼看把重症毒贩送到劳改农场去，人家拒收，而当他们保外就医后，则认为政府拿自己没有什么办法，便用绝症来做挡箭牌公开贩毒，导致社会上吸毒人员剧增。为维护法津的严肃性，2006年3月，邵东县公安局的法制、报捕、看守所、戒毒所等部门和驻看守所检察人员，为此专门召开了收押重症贩毒病人协调会，最后将9名嫌疑人收押，可却因经济紧张和法律风险太大，这一措施很快流产。导致9名重症病人又重新活跃于街头，操起了零包贩毒的老本行。

　　《办法》出台前后

　　“一个地方有这样一个重症病人公开贩毒，一条街道或者一个社区，都不得安宁。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救了他一个，祸害千万家’”。

　　杨修文向记者介绍，2004年前，邵东县只有个别的高危病人进行地下零包贩毒，到了同年底，高危病人贩毒骤然增至13名，并且贩毒行为由地下逐渐转为公开。2005年人数急剧上升至25名，2006年人数进一步攀升，增至41名，到2007年中旬达到51名。这些高危病人贩毒成员，由以前集中在县城及周边少数乡镇，逐渐扩散到现在的18个乡镇，占全县26个乡镇的三分之二以上。

　　由于购买方便，导致邵东县吸食毒品在册人数，2006年比2005年又增加43人，高达996人。使邵东县在2003年“摘掉”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县的“帽子”后，在2006年底，又面临“重新戴上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县的帽子”。

　　“对重症病人公开贩毒，没有过硬的措施来制止肯定不行。但既要防止他们犯罪，又要解决他们看病的问题，实施必要的人道救助，就不是公安一家所能解决的。”

　　为解决长期以来高危病人贩毒抓了放，无法羁押，打击乏力等问题。2007年7月17日，杨修文向邵东县县委县政府提交了相关议案。稍后，邵东县公安局会同县人民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研究下发了《邵东县羁押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管理办法》。《办法》中规定，对于上述羁押的特殊对象，进行隔离关押，统一看守；建立羁押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联席会议制度；县看守所里安排一名副所长专门负责“病号”监管工作；对每个羁押对象由县财政划拨医疗、生活保障金每人3万元，设单独账户管理，专款专用，接受相关部门的审计和监督。另外，还为每一名重症人员配备必要的医疗器械和常用药品，并安排专业医生一名。

　　实施《办法》不到半年，邵东县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陈石桥、雷彩华等29名患有严重疾病的贩毒犯罪嫌疑人，其中刑事拘留和收监21名(含已死亡2名)，监视居住8名，破获零包贩毒案件49起。

　　“去年下半年有一个尿毒症病人在医院死亡，检察院和法院都知道这个情况，和公安共同挑起了这个担子。否则，你前面为社会解决问题，后面检察来把你抓起来了。谁还敢干？”杨修文说。

　　对敢于这样做的胆量，杨修文的说法是：“重症病毒贩家属能理解，而老百姓没有一个不说好。”

　　“我要感谢政府救了我们，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满脸感激之情的雷彩华告诉记者。而陈石桥想了半天，只憋出了一句话“好事喽，政府好”。

　　据杨修文介绍，在2007年《办法》出台仅两个月，同比邵东县海洛因吸食人数比2006年下降了20%。对《办法》出台前后发生的变化，火厂坪镇火厂坪居委会主任赵艳群的直观印象是，“以前青年伢子‘试试’毒品的越来越多，当地发生的抢劫偷盗案件也多。现在一部分瘾君子跑到外面去了，有才吸了一两次的就下狠心戒掉了，当地吸毒的从十几人只剩下四五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