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而不宣的调解

　　彭宇案的前两次庭审并没有引发关注，直到第三次开庭前几天，彭宇根据“西祠胡同·南京零距离版”上留下的电话号码找到版主周桂华，讲述了自己好心没好报的故事。曾在媒体工作过的新闻科班毕业生周桂华，凭直觉认为这是一个好选题，“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类似的事，能引起共鸣”。于是在彭宇案第三次庭审前，周桂华用短信形式给南京10多家平面媒体和几家电视台的相关记者、编导群发了简单信息，短信内容大致是:去年一个小伙子把一个老太扶起，送到医院，后被老太起诉，已经经历两次开庭，7月6日在鼓楼法院将第三次开庭。南京本地几家介入此事的媒体证实了这一说法。

　　对于舆论介入，鼓楼区法院最初并没在意，这家市区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中，有20%的案件媒体都会介入，记者的采访已经是一种常态。而且放到法律层面，这只是一起非常普通的民事诉讼。主审法官王浩是中文系毕业的在职法律硕士，从开庭次数以及判决书的长度来看，这名法官已经在这个案件中竭尽所能，试图让法律真实更接近事件真相。他的一审判决书长达9页，进行了事无巨细的冗长说理。法院系统内部的人评价这份判决因此情绪复杂，一方面是说理长度显现出来的细致与认真，另一方面，麻烦的是牵强说理并不能使人信服。

　　王浩做出的一审判决，认为“从常理上分析，其(彭宇)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到原告的人，而不是仅仅好心相扶。如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做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由此认定彭宇与徐寿兰相撞，虽然双方均无过错，但应按照公平责任合理分担损失，彭宇补偿徐寿兰损失的40%，共计4.5万多元。“法律是经验，而不是逻辑。”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这句话一直为许多法官所推崇，可在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书中，我们既看不到经验，也没看出逻辑。判决书被公布在网上，王浩连同他的判决书一起成为被攻击的靶子。他的个人品质与职业素养都遭到质疑与攻击，甚至包括他的中文系出身。

　　一审判决引发了沸沸扬扬的讨论，彭宇上诉，案件进入二审，成为更受关注的焦点。当舆论漩涡波及面越来越大的时候，反差的是漩涡中心的当事各方却越来越平静，或者说封闭。彭宇与他的律师，徐寿兰与她的家人都不再发表观点。整个事件里，当事双方的个人信息，我们至今仍知之甚少。原告和被告做了同样的屏蔽选择，仅有的信息是碎片:彭宇是南京的外来从业者，从事通讯技术工作，至于徐寿兰那边，只有她儿子是警察而已。

　　鼓楼区法院这边同样如此，没人愿意解答关于判决本身的疑惑——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在分配证明责任方面的基本标准是“谁主张，谁举证”，由负责举证的那一方来承担无法查清真相的不利后果。在本案里，作为原告的徐寿兰有义务证明彭宇存在侵权的客观过失。可从当庭质证的证据看，除了那份有疑点的笔录，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彭宇与徐寿兰的相撞。抛开一审判决是否会彻底打击人们见义勇为的热情，使得世风日下的讨论不说，单单回到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本身，类似彭宇案这样真假难辨的民事纠纷其实不胜枚举，如果审理侵权诉讼时过于拘泥举证责任和过失责任，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面临原告证明成本过高，败者赔偿能力欠缺的困境。诚如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季卫东所说，“无论彭宇案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判决书显示了审判人员在运用推理技术时不仅犯有低级错误，还碰到了一个公平责任并不公平的道德悖论”。

　　舆论影响力最终还是成为法院系统的某种压力，公众翘首期待着二审判决，而调解成为司法机关的选择。2007年10月，“十七大”后的各省分组讨论中，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就以彭宇案为例，介绍了江苏的“大调解”机制。他还指出，很多不安因素都是从小问题引起，很多案件只是因为利益冲突引起，而通过“大调解”机制把这些矛盾在最初阶段就解决，则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2008年3月“两会”期间，江苏高院院长公丕祥同样被记者追问关于彭宇案的进展，公丕祥的答复是已经通过调解，双方和解撤诉。至于调解内容，他拒绝透露。

　　这也意味着，从法律角度，彭宇案已告终结。当然影响还在持续，江苏法院内部相关庭室正在开展如何加强案件政治敏感度的大讨论，至于彭宇案本身，没有任何人愿意再出来发表观点，彭宇的律师连拒绝都措辞严谨。至于彭宇，据说更换了工作，离开了南京。完全冷处理的方式，似乎使得江苏法院内部对于这个案子风波的逐渐平息同样有把握，“不可能再采访到任何人”，心照不宣的是，这显然“不是仅凭法院一家之力所能做到的”。再回过头去看彭宇案，相助还是相撞，意见分歧的最初，就是那份高达数万元的医疗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