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红在谷场上碾着豆子，双手不时颤抖着。夕阳已经西沉了，她抬头看看天边微红的云彩，喃喃自语着，“如果我们当时在家就不会这样了！”

　　豆子是张江红57岁的父亲和54岁的母亲年初亲手种下的，然而他们没有等到辛勤劳作的收获。

　　8月初，同村一男子持械袭击村里三户邻居，由于都是老弱病残，该男子如入无人之境，致6死1伤，张江红的父母也成为其中的不幸者。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加入打工者的行列，老人、孩子和妇女构成了农村的留守群体，不可避免地减弱了农村地区的自然防护能力，形成了社会治安“空心村”。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这样的疑问，谁将成为乡村的守护神？

　　连日来，记者深入采访了案发村落及周边多个地区，试图探寻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人口结构失衡背景下的治安生态。

　　毕竟，个人灾难的背后，牵系的是整个乡村人群的命运。

　　25日，记者来到案发地湖北省京山县罗店镇徐杨村，通过当地群众和前期警方介绍，大致还原了事件经过：

　　8月2日上午8时许，43岁的7组村民张金富手持冲担(当地一种农具，两头有尖锐铁器)、镰刀等农具出门。先是遇上本组60多岁的张国良兄弟，先后将两人杀死；行至20米远的57岁张运先家门附近时，又将张运先夫妇及其80多岁的母亲砍倒；接着，他又杀害了一名7岁的男孩张天天，其母亲许立珍发现上前施救时，被其用冲担刺伤。

　　京山警方称，罗店镇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通知了徐杨村的村支书张富贵、治安协管员和另一村的村支书。

　　不到5分钟，3人相继赶到事发现场，看到张金富拿着冲担正往村后逃去，他们一面大声喊叫让他停下来，一面向他逃跑的方向包抄过去。

　　就在张富贵们追赶嫌犯之时，罗店镇派出所两名值班民警也赶到现场，张看到围住他的人越来越多，停下步子来，在他回头扭身的一瞬间，几人冲上去扭住他的胳膊，缴下他手上的冲担，将其擒获。

　　据介绍，在去年一场车祸中，张金富的妻子不幸去世。他的一双儿女一直在外打工。当地媒体采访时，有村民反映张曾因患精神病住院治疗。杀人原因还在调查中。

　　记者在现场看到，三处案发地相距近百米，同时涉及三户家庭，张金富为何能在村中不受阻碍地连续行凶，造成6死1伤的惨剧？

　　73岁的村民张师傅说，大家平时在村里没见过张金富伤人，遇上他时，大家也都没有警惕。同时，组里现在年轻人都出门打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病残。张所杀害的人老的老、小的小，既没有防范意识，也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徐杨村支书张富贵介绍，该村7组200余人,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就超过100人,组里留守人员除了小孩，最年轻的55岁，此外，“只有一个村里的会计三四十岁。”

　　年前，组里的变压器也被人偷走了，“当时下大雪，打工的都还没有回来。”年后，已经重新购置装在距离村民家不到50米的变压器再次被盗。

　　徐杨村的遭遇只是中西部劳动力大量转移地区治安环境的一个缩影。公安部的一份材料显示：2006年1月至9月，全国农村地区共发生杀人案件8031起、伤害案件5.9万起，均高于城市，一次杀死数人的恶性案件屡有发生。

　　安徽省蚌埠市政协一份农村劳动力输出后社会治安状况的调研报告则更为直观——该市有260万农村人口，近年来，全市80%以上的盗窃、伤害、强奸、投毒、绑架案件均发生在农村。尤其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盗割通讯电缆、盗窃变压器和电力设施等涉案金额在万元以上的盗窃大案增多。留守家庭的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些农民形象地说：“养猪跟猪睡，养牛跟牛睡，收了粮食草堆睡，养了鱼蟹塘边睡，反正别想在家睡。”

　　而某地猖狂偷牛人甚至在被偷农户的庭院墙上留下了这样的标语：你养牛，我发财；你再养，我还来。

　　研究数据显示，中西部大部分地区青壮年劳动力输出在60%以上，在农村青壮年劳力缺失的情况下，各种偷盗抢劫事件屡次发生，犯罪分子有恃无恐，公然威胁留守人群，入室盗窃。在安徽、江西、山东等民工输出地都发生了这种治安混乱的现象。

　　武汉大学社会学家周云清教授指出，留守村落青壮年保护力量的缺失无疑是犯罪分子肆无忌惮的一大原因，重要佐证就是春节民工返乡时农村犯罪明显减少甚至绝迹。往日的农村不再宁静，留守者提心吊胆的生活和春节期间民工返乡时的热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灾难的发生加重了当地农民对于自身安全的担忧。在案发地采访时，不断有刚出生不久的小狗仔在村民屋前嬉戏，“差不多每家都养，晚上有个偷盗什么的，也可以叫一声，壮个胆！”

　　脆弱的乡村治安生态

　　徐杨村支书张富贵介绍，各级财政对治安防范经费的投入十分有限，向农民集资只能按“一事一议”不超过每人15元的标准进行，这些钱尚不足以应付每年的修路、水利设备等公益事业支出，用于治安防范的经费根本无从谈起。

　　全村1700人分布在7个组，税费制度改革以后，村里按照规定村干部减少为5人。以往农村颇具号召力的村民小组长也在2006年前后取消，一个组平均分不到一名村干部。“家里都是老弱病残，根本没有防范意识，各小组居住又分散，有的小组村干部赶到要走五六里路。”

　　罗店镇派出所指导员汪波介绍，辖区内有66个行政村，两个集镇社区，总面积318平方公里，辖区人口10万人，警力配备只有8人。

　　“这样的案件，放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都可能发生。”华中科技大学一位农村治安问题研究专家对此不无忧虑，“辖区面积相当于新加坡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1万人摊不到一名警察，而在香港，大约200人就有一名警察保护！”这位教授介绍，在中西部多省农村地区的调研中发现，税费改革后，不少地区乡镇不断合并扩充，村干部大量缩减，不少派出所警力甚至不超过5名，村级警务室也大多尚未建立。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吴理财教授透露，该中心刚刚完成的2005年、2007年对湖北、安徽、重庆三省市1000名乡镇干部的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显示，被访者认为乡镇政府应该承担的主要工作中，农村治安问题一直高居榜首，2005年该项指标为53.85%，2007年的该项指标更是上升到了66.11%，“这充分说明了农村治安生态的严重程度”。

　　周云清教授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前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直接导致了乡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失调，保障体制必然面临新挑战，各级政府已经对农村生活、医疗保障等方面逐渐完善，但是对于农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还未顾及。

　　一些专家反思，东部、沿海地区目前探索的治安联防和巡逻模式值得研究，但是东部农村本身可以吸引外地务工人员，加强联防巡逻，可对于中西部劳动力大量输出地区而言，即使出钱，也很难找到人。

　　谁来做乡村守护神已成为社会转型期农村治安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