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引导、产权驱动、依法施政，成为成都新阶段农村改革突破的“三大利器”
一年前的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重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项战略布署要求两地“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对成都而言，不能不说是重担在肩、众望所系。从2003年起就试图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两个“改点”上去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成都市，五年来一直围绕“统筹”这两个字向着农村改革的纵深区突进，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急先锋”。
“三个集中”促进“三化”联动
“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源于四川省委提出的“三次产业互动，城乡经济相融”的构想。这“三个集中”是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划编制的基本原则和统筹推进的基本方法，其目标在于通过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构成的“三化”，创造和谐交融的新型城乡形态，同时也有效促进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远郊区邛崃市羊安镇是推进“三个集中”的缩影。3年来，羊安镇将新引进的40个工业项目集中到工业集中区，创造了3万多个就业岗位。镇党委书记王谚对本刊记者说，工业集中增加了岗位，农业规模经营提供富余劳动力，农民向城镇集中则为工业园区和规模经营提供了基础。
羊安镇仁和社区已入住236户农民。社区设有篮球场和健身路径，还有图书馆和免费网吧，周末，20多台电脑前坐得满满当当，都是农家孩子。社区党支书雍长清说：“农民集中居住，就是一起向城市生活过渡。”
与“三个集中”相衔接和补充的是“三大工程”，即农业产业化经营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从近郊到远郊，直到最偏远的角落，“三个集中”和“三大工程”使众多农民的命运发生转折。
大兰村是龙泉驿区最偏远的山村。2005年水果丰收运不出来，200多名干部用手推车拉了3天，农民还没挣上钱；2006年大旱，政府给群众送生活用水就花了400多万元，人称大兰村为“大难村”。去年7月，大兰村与相距30多公里的城郊村龙华村合并，1654位村民陆续搬进了新建的公寓楼。
“这次搬家真正让我有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45岁的张代萍说，山上生活苦得让人恼火，砍柴时手经常划得稀烂，一天忙到黑肩膀酸痛得不敢摸。儿子为了离开山里，前年出去当“上门女婿”去了。如今，张代萍与丈夫均办了养老保险，她新居面积120平方米，价值60万元，村集体还分给家30平方米铺面，每年出租收益5100元。她将山上的12亩承包地流转给一家企业种草养牛，每年流转收入6000元。每月她与丈夫打工约收入1200元。刚刚高职毕业的女儿也在社区幼儿园找到了工作。
针对这些实践案例，四川省委主管官员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了“三个集中”促进“三化”联动的具体思路：
一是推进工业集中发展，促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保护环境，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进一步增强工业引擎。将原规模小、布局散的116个工业开发区，通过规划调控和政策引导，归并为21个主导产业突出的工业集中发展区，目前入驻企业1470户，工业集中度达65%。
二是引导农民向城镇转移和集中居住，促进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转变。按照“宜聚则聚、宜散则散”的原则，因地制宜建设农民新居工程，五年来新建城乡新型社区602个，38万多农民入住，全市城镇化率提高到63%。今年4月成都市出台的《促进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向城镇居民转变的意见》，曾引起广泛的议论。它首度将“成都籍农民工”纳入了经济适用房与限价房的申购人群。4月24日，成都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公布《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关于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申购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其中涉及进城务工人员申购经济适用房的资格条件、审核资料、房源保证及档案管理等细节。执行细则的出台，意味着成都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对非城镇户口的正式“破题”。
受访家认为，将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的保障范畴，不仅突破了住房保障的户籍限制，更让农民工在“进城”迁徙的过程中能够无差别地享受住房政策，这对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通、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无疑具有标本意义。
从2003年开始，成都市针对被城乡二元体制“伤害较深”的农民工群体，特别推出了与城镇居民无差别的“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针对征地“农转非”劳动人口，推出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险”；对尚有耕地的农民推出了“新型农民养老保险”。将户籍限制的突破，与落实社会保障的衔接、充分就业及住房保障等，在改革措施中捆绑设计、统筹考虑。
三是稳步推进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推进土地向农业龙头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种植大户集中，目前全市43%的耕地面积实现了规模经营，培育规模以上龙头企业615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911个，带动农户面达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