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继非典之后,国内政坛掀起的近年来罕见的“问责风暴”正持续发力,激荡中国政坛。

　　9月22日,在“毒奶粉”事件中,由于国家质检总局监管缺失,负有领导责任的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同一天,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对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负有直接责任的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批准免职。

　　两位高官的相继被问责,将此轮“问责风暴”掀向高潮。问责之广,所涉官员级别之高,都堪称前所未有。

　　据不完全统计,从9月14日开始,至少19名县处级以上高官落马。

　　免职官员轻松能“换岗”?

　　被问责官员该何去何从,成为此次问责风暴中最惹人关注的焦点问题。

　　“只有免职后不再任用并且取消级别待遇,才能让领导们有压力。千万不要搞成工作调动。”类似这样的声音,在本报记者目之所及的网友评论中,成为主导性观点。

　　更有尖锐的网友用“换岗”等字眼形容被问责后复出的官员。挑逗公众神经的几起事件是:重庆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在2007年被免职以后,今年2月14日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中,被撤职的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段春霞,后被尧都区任命为区长助理；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被“司法机关处理后”,转身成了中海油高级研究员。

　　网友们担心的是:舆论风暴过后,逐渐淡出媒体视野的这些官员,摇身一变,换个岗位,却继续出现在领导岗位上。

　　辞职官员应安排个未来?

　　“问责风暴”刮起之后,在各大网络社区,网友们保持了持续的关注热情。网友“月湖女”发贴说,“这几乎是破天荒的大事,在以前问责多为副职,而这一次市委书记‘一把手’都直接下台”。

　　值得关注的是,与以往不同,网络舆论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在众多网友对此拍手称快的同时,也不难看到很多理性的反思声音。

　　官员为什么要引咎辞职?究竟应该怎么安排他们的未来?

　　有网友分析认为,对官员引咎辞职和因负有领导责任被免职应该区别对待。“不能一棍子打死,因为一些他们无法掌控发生的事件而否定这些官员执政理事的才干。”有腾讯网友认为,“应该为此类官员设置一些出口,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问谁的责?如何问责?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认为,“要对责任本身需要进行细分,比如说像组织上处理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需要通过什么样的组织程序；如果是行政上要负责,是不是要通过行政上的程序来处置相关的行政责任问题；如果是有一定的跟民主相关的,比如他是选任的官员,那么如何在选举上的程序,或者说在立法的程序上来处理；如果涉及到司法机关,就需要在司法程序上做出一些详细的规定。”

　　有评论指出,在各类导致严重后果的事故中,官员引咎辞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道义上的政治责任,以体现政府和官员在权力上对人民的责任承诺。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将对事件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官员予以免职,以儆效尤,才能改善一些官员诸如人浮于事等等官场沉疴。

　　网民:问责制何以负重致远?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起步于2001年。是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非典期间,官员问责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此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2008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更是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

　　引发公众对问责制再思考的,是在这期间孟学农的两度请辞。从非典时的一片责问,到当前溃坝事故中叫好与扼腕,前后全然不同———此次下课,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网友们所代表的民意已经接受了孟氏的致歉方式。或许我们还可以继续期许:如果孟学农第三次出山,民意会宽容地接受他。有网友认为,对于问责应该有两种态度。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要让他们把牢底坐够。对于那些在政治道义上辞职的,要给予足够的宽容。难道一定要用终结仕途的方式才算赎罪吗?

　　有网友称,如果孟学农第三次复出,他将是中国最为传奇的官员。

　　无论孟学农会不会第三次复出,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依然任重而道远。

　　学智思辨

　　毛寿龙:问责制力度正逐渐加大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针对行政首长的问责制从制度上正逐渐加大,它的力度正在加大,从相关制度完善的努力方面来讲,跟过去相比有很大进步。

　　秋风:只要民众原谅,问责官员可复出

　　学者秋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只要民众原谅问责官员,当然可以复出,甚至可以担任更高的行政职务。但现在因为没有一个原谅的机制,所有被免职的官员一律不能复出。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套官员任免制度,所谓的问责仅是行政系统内上级长官的意志。”

　　姜明安:从政就要“如履薄冰”

　　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姜明安教授则认为,“政治责任的存在,就是要让官员,特别是占据领导岗位的官员知道,掌握权力是有风险的,从政就要‘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