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成都城乡统筹先行示范—锦江区三圣花乡村民。(图片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

　　30年农村改革跌宕起伏，中国农民是真正的主角。30年间，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亿万农民发挥无穷才智，不断进行探索，推动着农村改革破浪前行。今天，农村改革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但是尊重、维护和发扬亿万农民的首创精神不应该改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在一张“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庄重地摁下手印。随后，小岗村所在县的其他一些乡村、安徽省肥西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一些地区，也先后搞起了名称各异的承包责任制。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解放思想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运用到农业生产上。小岗村等地的实践证明，各种责任制，尤其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确实能激发出农民更大的积极性。1980年5月，邓小平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从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到1981年，贵州、四川、山东等省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社队实行了包产到户。1982年的“一号文件”肯定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1983年的“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乡镇企业。随着农业发展和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农民手中有了余粮，有了一定的资金，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离开土地到附近的乡镇务工经商，推动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但是它们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只能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改革开放之后，东南沿海一批有胆识的农民开始走出本地，他们爬火车、睡街道、吃咸菜，被城市管理人员撵来赶去。在艰难和屈辱中，一批社队企业壮大起来，一批个体工商户发展起来。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文件，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并肯定它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超过8000万，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是农村改革的重大成果，获得党中央领导的极高评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

　　——村民自治。1980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村的85户农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自我管理。合寨村第一任村委会主任韦焕能回忆说，包产到户后，原先生产队的凝聚力和约束力逐渐减弱，村里偷盗、乱砍滥伐集体山林的情况增多，群众呼吁加强管理。在这一要求下，合寨村进行了民主选举，成立了村民委员会，订立了村规民约，有奖有罚，群众思想提高了很多。合寨村的实践为农村改革后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获得党中央高度重视和肯定。1982年12月，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被载入新通过的宪法中，村民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得到确认。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通过，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了村民自治。

　　——农民工进城。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农民在农业之外找到了新的就业渠道，农民工开始大量形成，但当时提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民工进城还存在种种障碍。随着东南沿海城市的开发开放，不少农民开始到这里寻找出路。尽管顶着“盲流”的称号，但为了谋发展、求幸福，农民们还是一次次踏上远行的列车。30年间，他们为城市建设，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2.1亿，国家正在逐步解决他们看病、养老、子女上学等问题，不少城市也放开了户籍限制。重庆和成都开始试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农民工不仅能进城，而且可以变成市民扎根城市了。

　　——专业合作社。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户在市场竞争中是弱势群体，只有联合起来，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者才能抗拒市场的风浪。上世纪80年代，农村开始出现新的专业合作社，到90年代，在山东、江浙等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好的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已颇具规模。这些合作社多数由种养大户或者村干部发起和组织，向农户提供信息、技术、销售、供应、加工等方面的服务，是农民群众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一大创造。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施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迈入了新阶段。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布，要求在坚持集体林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依法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落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确立农民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30年前，分地到户是农民的创造；如今，全面推进的分山到户仍是农民首创。1998年，福建三明市洪田村的农民就均分了山地，全村800多人每人分得山地6.2亩。同时规定，原有山林材积的7成归承包户，3成上缴村集体，新增材积8成归承包户，2成上缴村集体。洪田村的做法在福建和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被广泛借鉴，洪田村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林改“小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