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为何始自农村？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为何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小岗？
打响改革“第一枪”的小岗，为何没有凭借改革的先发优势再立潮头？
被认为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农村，“泥腿子”们为何率先闹起了“海选”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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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认真思考、解剖这一个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时，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教训也逐渐浮出水面，并启迪着未来的中国改革实践。
启迪之一：民生为本，是突破桎梏的最强动力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穷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只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为指导，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资借鉴，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曾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两大特征而难以撼动，这就注定了改革开放的艰难。
回首30年来走过的艰辛历程，中国式改革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是突破两个“一统天下”的过程：一是所有制形式上公有制的一统天下，二是经济运行上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
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为何选在了农村？农村改革的突破口为何选在了小岗村？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十分关注的历史命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变革最容易从旧体制的薄弱环节获得突破。而小岗村恰恰是“薄弱环节中的最薄弱环节”：前一个薄弱环节是指农村，后一个薄弱环节是指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地方。
小岗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做法，显然有违以往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但是，当一个地方为了“不饿死人”而做某种尝试时，它是最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与呼应的，因为吃饭是人类的最基本需求，有着天然的合理性，任何条条框框都难以束缚这种探索。可以说，类似吃饭这样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突破种种思想桎梏和体制束缚的最强动力。
严格地讲，乡镇企业的崛起和“民工潮”的涌出，也是观照民生问题的一个角度。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土地再也容纳不了剩余劳动力，农民被城乡二元隔离墙“关在墙内”搞起了乡镇企业；“冲破墙体”进城打工。这两个现象的根源仍是民生问题。在“民工潮”中，因为农民工进城受到了种种“身份岐视”、职业排挤和不公正待遇，又引出了其中深刻的“民权”问题。
其实，民生所在，正是党心所系，政之所行，因为民生问题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命运休戚相关。古今中外，无数朝代更迭、无数政党兴衰，都在反复证明一个道理：重视民生，则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无视民生，则国覆民反、政息人亡。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饱含深情地讲道：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温家宝总理曾引用郑板桥这两句诗，来表达自己“行事思万民忧乐”的心声。
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正在加速转化为执政党克服种种困难，突破种种框框，改善民生的各类具体行动。民生问题最薄弱处，正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突进方向。正是循着这个思路，才有了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新战略布署。
启迪之二：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诚哉斯言！有人曾对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创造进行了归纳、梳理，认为亿万农民有“十大创造”，而乡镇企业毫无疑问是继“大包干”之后的第二大创造。邓小平称其为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是“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像“大包干”一样，也是在风风雨雨的冲刷与阵痛中诞生的。没有中央的肯定与支持，就不会有乡镇企业的春天。
众所周知，华西村是发展乡镇企业的“招牌村”。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华西村为发展乡镇企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曾经冒了巨大的政治风险。
上世纪70年代是个“以粮为纲”的年代。多年的实践，使华西村当家人吴仁宝痛切地感到，单靠搞农业只能维持温饱和简单再生产，农民要真正富起来，过上城里人的好日子，非得发展工业不可。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江南水乡率先办起了一家小五金厂。
为了保密，他们在工厂四周垒起高高的围墙，挂上厚厚的帘子，对外守口如瓶。就这样，小五金厂在隐姓埋名的十年中，为华西村创造了上百万元的利润，农民收入分配的一半来自这个厂。
在当时的环境下，华西村偷偷摸摸的做法，虽然让他们提前掘到了“第一桶金”，为后来的工业突飞猛进式发展做了一次成功的演习，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开始成为社会共识。吴仁宝认准的这条路才通畅起来，他们把小五金厂的帘子全部拉开，围墙彻底推倒，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到1990年，华西村工农业总产值就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江苏第一个亿元村。
乡镇企业创造了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吸引了近两亿的农村劳动力，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位巴基斯坦领导人说，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除了包产到户、乡镇企业这些影响遍及全国的“大创造”以外，全国各地适应本地发展需要的各种创造又何止千万。在县域经济实力排名第一、被称作“华夏第一县”的江苏昆山市，改革开放以来，有多个全省乃至全国的“第一”：全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全国惟一自费创办的国家级开发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等。
正是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昆山这个在苏南第一轮大发展中错失发展机遇的地方，借助外向型经济的力量后来居上，名列全国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榜首。
农民的首创精神，在每一个改革阶段都生生不息，在每一次改革的“破障”之时都显出它勃勃的生机。在眼下农村，当融资难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的“瓶颈”时，安徽省近30个县的农民把村民自治模式“横向移植”进经济领域，创办了被称为“穷人银行”的800多个村民互助资金合作组织。这些“穷人银行”由政府财政扶贫资金与村民入股“合资”而成，实行“由村民民主管理、自主决策、共同参与、相互监督”的管理原则，在村民组内部形成一种利益共管机制，全体村民大会每人一票民主推选公道正派、有一定管理能力和责任心的由5至7人组成“互助资金”管理小组，内设的组长、会计、监督员各有明确分工，按程序办事。遇有重大问题，全体村民共同研究解决。这种改革新尝试在安徽农村基层正搞得红红火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