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涛：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在《叶剑英年谱》中，记载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11月12日陈云发言当天，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以免中央被动。

　　叶剑英是华国锋至为信赖的前辈政治家。相信这一席话对华国锋的触动极为深刻。

　　此时，在京西宾馆的会场外，还有一个会议，这就是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一个特殊的常委会。9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幕，此时吴德依然是市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后，吴德被免职，林乎加从天津调北京取而代之。常委会扩大会继续召开。11月11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关于“天安门事件”依然没有结论。代表们对此反应极为强烈。会议的公报几经修改，仍未能最终敲定。11月13日，市委进行会议总结。晚上，最后拟定会议公报。

　　14日上午，林乎加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几位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份报告，紧急请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问题，信上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已于前天结束，我们准备了一篇7000字的新闻报道稿，到会同志强烈要求在报道中加上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

　　林乎加的报告并没有提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

　　据称，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在信上画了圈。这就是后来各种史书文献上所记载的：“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的由来。其实，作为常委之一的邓小平此时尚未结束在新加坡的访问。他肯定没能亲自在上面画圈。

　　中央常委们的审阅和批复应该是在当天中午之前完成的。

　　因为当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也应邀到会。新闻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发布。他讲着讲着，离开了讲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就是政治局常委画圈同意另外加上的那段话。这段话里没有一处提到“天安门事件”，但是，老记者周鸿书却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段话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一散会，他驱车匆匆赶往新华社，找到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汇报了会议情况，问他是不是能将这一段内容单发。杜导正说：争取吧。

　　周鸿书又匆忙返回北京分社，琢磨了很久，决定先写一篇2000多字的大稿子，把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部分内容放在文内，然后另外再单写一条消息，争取单发。

　　当天晚上10时许，周鸿书送北京市委书记审核的稿子有回音了。市委书记毛联珏给周鸿书打来电话说：“老周，你送的会议消息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拿出来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乎加同志。”紧接着他又补充一句：“恐怕他也定不了。”

　　周鸿书通告新华社国内部：大稿子已经通过，你们处理吧。

　　晚上，国内部的编辑们谁也不踏实，他们找到副总编辑穆青，说出了他们的编辑意图。穆青很赞成，立刻就让他们摘出几百字，其余的统统不要。

　　为慎重起见，穆青打电话找到社长曾涛商量，当时曾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穆青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

　　所以，当天晚上新华社并没有发出这条消息。第二天一早，周鸿书被召回总社。在国内部杜导正的办公室，大家开会研究怎么突出报道“天安门事件”的消息。

　　讨论了半天依然拿不定主意，最后杜导正说：咱们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把“天安门事件”平反放在导语里，把稿子整个调整一下。第二个方案是拿出来单发，最后由穆青来定。

　　稿子写完后，舒人加了一个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然后送到穆青处。穆青又将稿子发给曾涛。

　　在京西宾馆，为这篇稿子，曾涛又扯进来另外几个人，他们是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以及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

　　胡绩伟回忆说：

　　这天的午饭后，新华社社长曾涛把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和我找到他住的房间里，与我俩商谈。……看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兴奋，认为这是一条能够引起轰动的头条新闻。杨西光说，应该标一个鲜明醒目的题目。可是要标明“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完全是革命行动”，文字太长，不能成为标题。我想了一想说，不如索性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他俩都赞成，认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标题。因为中央一直有人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这个新闻和标题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翻案。

　　为了更慎重，我们还特地把于光远同志请到曾涛的房间来，征求他的意见。

　　于光远后来回忆道：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

　　最终，于光远也表示赞成。

　　15日晚上7时左右，临发稿了，曾涛又打电话给穆青，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

　　穆青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又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着我一块去。”

　　穆青回答：“行，我跟你一块去。”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通过电波向全中国发布了这条重要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第二天，中国的许多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这个只有239个字的消息。

　　当天的《人民日报》送到京西宾馆会场的时候，举座皆惊。代表们兴奋地争着去跟曾涛握手。

　　于光远还记得，那天上午8点多他去西北组住地的会议室，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政治局委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先他一无所闻。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同时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就不再出声。

　　胡耀邦看到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嗔怪胡绩伟：你们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晚上吃饭的时候，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和新疆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汪锋，都对曾涛表示，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曾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这条新闻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乎加说：“没有。”曾涛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宗福先：最后决定调我们去北京演出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

　　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这一版报纸的下方，还发表了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评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此前，陈云在12日的发言中，也特别提到了这出戏。

　　1978年5月，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利用病休的时间，花了20多天写下了那部推动历史的话剧剧本《于无声处》。30年后，当记者们蜂拥而至采访宗福先时，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却是：“这部戏不属于我，甚至不属于我们。”

　　作为上海的一名普通工人，在1976年那个特殊清明节里，他也同样感受到了千里之外天安门广场的悲壮气氛。4月6日，他在上海火车站旅馆遇见一位刚从北京过来的朋友，宗福先回忆说：

　　他为我展示出一幅悲壮、雄伟的画面：花圈成山人似海，黑纱遍地泪如雨。这个消息对于我是陌生的，可这种情感、这种气氛，对于我却是熟悉的！听着听着，我热泪盈眶……我们站在旅馆的大厅里，他全然不顾周围川流不息的人群，直呼其名地诅咒那几个“狗男女”……

　　这位年轻的工人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抑和愤懑，直至两年后他用“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诗句作为自己话剧的名字，这是1934年鲁迅在中国最黑暗的暗夜里写下的诗句。

　　1978年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上演，主办方甚至不敢把戏对公众开放，只是邀请了自己的家属和亲朋好友们来观戏。嘈杂的剧场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越来越安静，当最后一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喊出时，剧场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接下来，一场接一场，一连演了40多场。话剧从小剧场搬到大剧院，那时候的上海真的是一票难求。《文汇报》很快发表了长篇通讯，题目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此时，身在北京的新任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看到《文汇报》的文章后，立刻飞赴上海，专门观看演出。

　　又过了三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复之也来到上海，宣布调《于无声处》进京公演。同时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在头版用通栏大标题宣传这个戏，《文汇报》还破天荒地用三天时间连载了剧本。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实况转播《于无声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冲还亲自到演播厅里来看戏。

　　此时，在舞台上，“天安门事件”已经得到平反，但在京西宾馆，双方势力还处于拉锯、胶着状态。

　　1978年11月13日，《于无声处》剧组接到即刻进京演出的调演令。

　　宗福先后来转述马达的回忆：最后决定调我们去北京演出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马达，时任《文汇报》总编辑。

　　11月16日，《于无声处》在首都举行了极为隆重的首演仪式，台上台下一片沸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倪志福等领导，以及文化界要人周扬、曹禺、林默涵、周巍峙、贺敬之、张光年、冯牧、刘白羽、李伯钊等出席。新闻报道这样描述北京首演现场：

　　剧终，灯光骤亮。曾经参加过天安门事件的首都群众代表走到舞台上。他们当中，有的曾在广场上张贴过第一张声讨“四人帮”的战斗檄文，有的曾冒着危险传抄、珍藏过广场上的革命诗文。一些在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在被审查期间从未屈服的人，这时眼里闪动着泪花。

　　其实，这篇报道已相当内敛。事实是，那天许多人哭着、抽泣着，拥上舞台，拥住了台上的演员们，他们中大多数是“天安门事件”的亲历者，甚至还有一些是刚刚从大狱中出来的。

　　11月19日，剧组专门在京西宾馆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演出了专场。

　　胡耀邦：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他很快来到了叶剑英的住所，两人就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充分进行了沟通。他们还谈到了“中央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宣传个人”的问题。这显然是有所指的。

　　从这一天开始，会议的进程已不可能再像华国锋会前安排的那样转入讨论经济问题，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在陈云发言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拓展。

　　11月19日，华国锋与湖北省领导座谈，他很中肯地说，会议开得好，畅所欲言。

　　他说，会议时间要延长，不能按预期完成任务。

　　他还讲了“六十一人案”、陶铸、杨尚昆、“二月逆流”要平反；彭德怀骨灰要放入八宝山。

　　但紧接着，华国锋说：“这条消息就不登报了。”

　　他也谈到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应该揭发；然后他又谈了对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问题的处理意见。

　　很显然，这与小平回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的结果密切相关。

　　中央常委们认为，有必要对几项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出决定，经过讨论，中央常委决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11月2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下午4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

　　三、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渭“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委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四、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老同志、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大贡献的。经过复查证明，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八、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理的。

　　九、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于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组织，要妥善处理，不能引起派性斗争；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

　　在宣布上述几条决定前，华国锋说：“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家一致赞成，认为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适时的。”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不仅为“天安门事件”正式平了反，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回避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如此，代表们还从这一讲话中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气氛，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代表们为华国锋的讲话热烈鼓掌。

　　这天晚上，胡耀邦离开会场，难得回了趟家。在家里，他兴奋异常，第一次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家人谈起了会场的情形。这一天，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也激动难耐，他在日记本上记下了父亲的感言：

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