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瓮安不安”，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6·28”事件后如此评价。

　　一个少女的非正常死亡，如何演变成一座县城的震动；在这座“不安”已久的城市，群众的不满因何长期积累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分析“瓮安县党委、政府在长期的工作中，没有正确处理好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好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的问题。”长期治理失当，正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失去信任甚至产生对立的原因所在。

　　从一个初中女生的非正常死亡，到县城震动，举国关注，不过短短六天。

　　在这短短六天中，围绕一个女生的死亡，逐渐累积的冲突和随之四起的流言如何引爆了一座城市在这六天背后，又是怎样一座“不安”的县城？

　　附：“6·28事件”演变过程

　　●在贵州瓮安县三中初二六班女生李树芬6月22日死亡当天，法医初步鉴定后，其家属被告知死因为“自杀溺水身亡”，三位现场当事人被释放。

　　●第二天，其父李秀华提出质疑，提请再度全面尸检，并呈上急案侦破申请。

　　●李树芬死后第四天，小城里传言四起。她的幺叔李秀忠在县公安局和民警发生冲突后，在路口被多名不明身份人员殴打，案件至今未破；其父加急申诉，要求政府“破案惩凶，以平民愤”。

　　●死后第七天，从数十人高举条幅的游行，到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办公楼被烧砸，数万人聚集现场。

　　游行队伍中

　　没有死者的家属

　　事件的发生在最初并无征兆。李树芬死亡当天，她的家人并没有更多的质疑。同一天上午，三名事发时在场的当事人因被警方认为没有作案嫌疑，而被释放。

　　当李的家属去派出所找当事人时，发现都已经不在派出所。几乎同时，这三个人开始出现在传言中，“元凶是县委书记的亲侄女，另两个男生和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死者是被奸杀。”“亲人都陷于沉痛的悲哀中，一直没考虑到死者溺水前的关键性疑点，故没有提出剖腹及对下部分身体尸检。”李秀华如此描述最初的状态。

　　少女李树芬之死，和官员、无良警察、冤情的传言裹挟在一起，瞬间传遍了这个不大的县城。

　　越来越变形的传言，流传在瓮安的大街小巷——“16岁的李树芬，因考试没给同班的一个女生抄写而被杀害”“死者脖子上有多处伤痕！显然是被掐死的”“瓮安副县长的儿子伙同另一个社会青年把瓮安县三中一女生淫秽强奸并残忍杀害丢入瓮安县西门河……”这个逼仄的地方，成为了一个舞台。从早到晚，闻讯而来的人群络绎不绝。

　　到6月28日上午，瓮安县公安局向李树芬家属发送了《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里面提到了李树芬是“自己跳河溺水死亡”，“死因已查明，李树芬尸体没有继续保存的必要”，限李家于6月28日14时前将李树芬尸体领回安葬，“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这样的结果激起了围观者的不满。到这天下午3点左右，两名高举“为人民群众伸冤”白色横幅的中学生走在前面，数十人跟随，他们打算为李树芬游行请愿。队伍从大堰桥出发。

　　但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李树芬的亲属。

　　水电站移民

　　加入到游行队伍

　　从大堰桥出发，折行一段，游行队伍喊着口号，走上了老环城路。

　　在老环城路一带的七星村，住着上千水电站工程移民。

　　这些移民，来自贵州省最大的水电站——构皮滩水电站工程。该工程涉及瓮安县内水库移民逾4000人，早在2004年，因为安置补偿问题，移民核心来源区江界河村村民与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就发生过纠纷。

　　村民回忆，2002年下半年，移民安置工程开始启动，整个江界河村九百多人都属移民之列，当时移民局列出的生产安置费约每人1.9万元，村民们普遍认为这个价格过低，移民局有截留相关费用。

　　2004年12月，在时任县长王勤带领下，包括省、州、县三级移民系统和长江委人士在内，来到江界河村。“我们问他们补偿为什么这么低。”村民说，“双方没有谈拢，他们讲不清楚，我们就不放他们走。”群情激昂的村民们扣住了车，封锁了路。包括县长在内的政府官员们被迫在此逗留了三天三夜，双方依然未能达成谅解。最后，当年12月16日，村民们等到的是大批的武警和公安。在武警、公安的护送下，官员们最终得以离开。但事发半年后，经多次协商，政府提供给34名伤员共计5000元医疗费，方才了结此事。但移民安置补偿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两年多后，2007年3月底，江界河村民们都收到乡政府通知，被要求在3月31日前搬迁完毕，“逾期不迁，后果自负。”2007年4月6日，在瓮安县政府负责人带领下，包括县移民开发局和公检法在内，逾百人的队伍开进江界河村，该村所有房屋被挖掘机强制拆除，拆迁者还将部分木屋点火焚烧。

　　不仅如此，拆迁者锯断了水位线下所有的果树，扯掉了全部的庄稼，未长成的青苗则被喷洒除草剂毒死。

　　最终，搬到七星村的上千移民，虽然接受了补偿安置，但他们同样认为，当时的补偿过低，他们目前依然为此而奔走。6月28日，在游行队伍经过后，一些原本为了补偿问题而奔走的移民就此出现在了队伍中。

　　黑帮活跃

　　与官权共谋“黑”利

　　通过老环城路，这支由中学生领头的游行队伍拐到了北东路。北东路上坐落着瓮安三中，正是死者李树芬生前就读的学校。“学校安全感不够，一些同学也加入到帮会，他们还拿来炫耀，耀武扬威。”李树芬所在的三中初二六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同学说。

　　他说，在三中校门口，下午5点多放学后，几乎每天都有人打架。群架或者单挑，带着马刀、匕首、木棍等凶器。打架者包括学生和游荡在社会上的“小混混”，来自盘踞县城的各帮派。而据三中教导处的两位老师称，“学生打老师在这里也不是新鲜事了。”另一名学生介绍，加入帮会不仅是差生和男生的“专利”。在瓮安，要想安心学习，不为人欺，也必须加入帮会寻求“靠山”，女生也是如此。

　　帮派成员并非仅活跃在学生间，这仅仅是帮派的最底层。据一位曾投资开矿的当地人介绍，在“金字塔形结构”的上端，黑恶势力或隐性或张扬于矿区，甚至与官权相勾结，以谋取利益。“如果不接受帮派的条件，一些矿很难开下去。”上述人士说，条件包括收取保护费，或者控制矿石的外卖，或者在矿企里享有干股等等，有些帮派成员则自己开矿。

　　在矿企和帮派夹缝中尴尬生存的，是矿区的村民。

　　在李树芬的老家、磷矿丰富的玉华乡，记者在牛宫村看到，流经村子的水，呈灰白的混浊。村民们说，从2002年开始，开矿就污染了村子的水源，并导致人畜饮水困难，庄稼绝收。但村民们向政府的投诉得不到回应，矿企则完全不予理睬。

　　不仅如此，开矿还带来水土流失，失去田地的村民只能得到很少甚至得不到矿企的赔偿。

　　到了去年4月29日，县政府通知村民代表前去开会“解决问题”，当天共有包括村主任、支书在内的14位村民代表前往县政府大楼会议室。但据一位在场村民说，会至中途，县公安局突然来人，带走了11名代表。

　　协调会变成了鸿门宴。“村里的人听说代表被抓，几乎全组人赶到了县城。在公安局，他们拉起警戒线，不让我们和代表见面，混乱之中，双方发生冲突，连代表在内，全组共有22人被抓。”上述在场者说，事后，这些村民被认定为冲击政府机关。

　　当游行队伍经过，对纠结一体的政府工作人员与黑帮组织隐忍已久的矿区居民也被瞬间点燃，尾随的人越来越多。

　　瓮安小城

　　紧张的干群关系

　　6月28日下午3点半，在文峰路上，瓮安市民胡师傅看到，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人们高喊着口号，向县委和政府大楼进发，他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当队伍来到县委和政府办公楼时，人群已会聚了数万之众，里面有学生、移民、店主、碰巧在县城的村民、服务员、按摩女，甚至公务员、警员家属，男女老幼——这个县城的所有阶层。

　　胡师傅说，在县委和政府办公楼，带头的学生从一楼走到五楼，并没有找到相关人员。当天是星期六。“如果这时候有负责人出来和大家协调沟通，哪怕有个人拿喇叭喊几句疏导一下，都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件。”胡师傅认为。

　　因为李树芬事件是由公安局处理，游行的人群转而前往县公安局“讨一个公道”。

　　一直靠前的胡师傅看到，警察在门前拉起了警戒线，让两位学生进办公楼大堂沟通。“他们一把扯过了条幅，学生不允许，伸手夺回了条幅，双方发生了冲突，学生和警察之间，发生了扭打。”胡师傅说，“见到学生挨打，更多的人冲过警戒线，冲进去帮忙。”这时候，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员出现在视野中，他们的警棍伸向人群。

　　人群哄然，见到学生被打而愤怒的人们操起手中的矿泉水瓶、公安局办公楼前的花钵和随手能触及的任何物品，砸向县公安局大楼。“完了。”胡师傅说，那一刻他意识到，人群已然失去了理智，局面再也无法控制了。

　　在街上的汽车被点燃时，公安人员劝阻不了，但一个商店的小老板对人们说：“那辆车是我的，要用，你们就不烧了”。打砸人员果然放过了这辆车。

　　黔南州委书记吴廷述据此感叹：“为什么打砸人群不听我们的话，却能听他们的话？为什么干群关系会紧张成这个样子？”

　　这时候，导火线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同积聚已久的火山偶然找到一条原本微小的缝隙，一座“不安”的县城就此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