骤雨降临：《飘》，要“飘”到哪里去？
重印《飘》的消息一传开，十几个省的发行部门就蜂拥而至，许多大专院校也纷纷要求供应此书，《飘》的印刷计划从10万册一路飙升至60多万册。由于当时纸张供应还挺紧张，《飘》的出版用“洛阳纸贵”来形容，真的是太贴切不过了。
然而，刚刚出版了《飘》的上册，中下册还在印刷过程中，一场疾风骤雨却降临了。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地方出版社实行什么样方针的问题。
“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要解决书荒，繁荣出版，满足广大读者需要，地方出版社必须改变‘三化’方针，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另一种意见认为，地方出版社只能实行‘三化’方针。”
“在这个会上，就有人以出版《飘》为例批评浙江人民出版社，说是‘孙悟空大闹天宫’，要天下大乱了。”马守良说，但这不过是暴风雨的先声。
1980年1月27日和29日，一家地方党报连续发表“《飘》热和《根》热”、“《飘》到哪里去？”两篇文章，拉开了批判出版《飘》的序幕。紧接着，又一家著名的地方报纸以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发出呼吁为名，发表了“出版图书要考虑社会效果”的文章。同年4月18日，文化界一位著名人士对日本新闻代表团说，中国“也出版了像《飘》那样不大好的东西”，日本时事社随即作了报道。4月23日，一家大报也发表了“揭开《飘》的纱幕”的文章。
“几乎与此同时，内部通报批评，大小会议批评，来信批评，更是接连不断。”马守良回忆。压力可想而知。1980年5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出版局长会议批《飘》，有位著名人士竟言辞激烈地说：“《飘》要让我们飘到哪里去。”
争论焦点：出版界要不要解放思想？
马守良在那个会上作了一个讲话，力陈出版《飘》的理由。
“第一，这是一部美国南部白人奴隶阶级的兴衰史，尽管作者主观上是为奴隶制辩护，但客观上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灭亡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其二，这本书有相当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第三，趣味健康；第四，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以来，在全世界都畅销不衰。”
马守良说，他当时列举了一个重要材料，“我讲完这4点之后，接着说，一些进步作家如斯诺夫人对《飘》的评价很高，她把《飘》与《战争与和平》相媲美。”既然美国民族进步人士都肯定《飘》，很多与会的批评者都哑口无言，说不下去了。本来准备批《飘》的大会后来不了了之。
马守良对记者说，“引发这么大争论是始料未及的，但那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了，都在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都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心里还是踏实的。”
但此时，《飘》引发的争论，已不仅是《飘》本身的问题，而是被引申到要不要解放思想进行出版改革，如何辩证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了。所以，单靠出版界的力量已经难以顶住这莫大的压力。
争论平息：小平同志对《飘》给予肯定
就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对《飘》的出版给予了肯定。
1980年6月13日，邓小平同志接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时说，“你们有一本书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因为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想用中文出版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
自此，邓小平的讲话平息了这场由《飘》引发的争论。回忆这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马守良至今感慨万千：“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给了出版界改革的信心；它又像一副清醒剂，使一些认识模糊的同志清醒了头脑。他的谈话，阐明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实际上是具体而及时地给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这就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出版春天：地方出版社崛起
地方出版社从此迎来了春天。“小社向大社挑战，地方出版社向国家出版社挑战，无名出版社向知名出版社挑战，‘一统天下’不存在了，京津沪三足鼎立的局面也维持不了，一切都在变革之中。”
据1984年统计，地方出版社的出书品种已占全国总数的60.4%。从1980年到1985年，浙江由原来的一家综合出版社发展成为11家专业出版社(现在是15家)。
地方出版社的崛起，给出版界带来了蓬勃生机，也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