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培基：我的收入何止千万！

　　解放初期的打工仔

　　《中国商人》：你是北京人吗？

　　郭培基：河北的，肃宁县大史堤村。我老伴是上村的，两个村紧挨着，小时候父母给订的亲。

　　《中国商人》：你老伴的娘家如何？

　　郭培基：和我家一样都是种地的，在河北那里算中等水平。我解放后上过四年学，我老伴后来在夜校认识几个字，能写自己的名字，但看报纸就看不下来了。

　　《中国商人》：你们是怎么到北京的？

　　郭培基：我上北京来打工，那时候刚解放发展工商业需要大量劳动力，老乡来招人，我们五六个小孩就跟来了。我大概是1951年来北京。一开始在裕兴泰玻璃仪器厂，老伴叫李阴南，一直是经商的。干了一二年，厂子倒掉了。这个时候咱们国家的各方面都在发展，而且北京城的饮食业供不应求，于是政府把我们组织起来培训炊事员。在北京找了五个老厨师，我们200多人在牛街南口盘了一溜五个炉灶，那里的楼房也归我们。天天买猪，教我们骨头怎么剔，肉怎么切。炒的菜也不卖，自个吃了。就是这样一个速成的炊事班，搞了一个冬天，这样我们都有了一点基础。来年春天，分到北京的各个餐馆，我们这一帮人就成了北京餐饮业的新生力量。

　　《中国商人》：你一开始被分到哪里？

　　郭培基：我先在西直门外的一个大饭店，那时还叫食堂。对面就是莫斯科展厅。我在哪儿继续当学徒工，两三年后，调到了阜城门外的儿童医院，给医院和机关人员搞服务。1958年以后，我调到北京饭店，当时还只有一座老楼，一座新楼。北京饭店算北京第一，还有一个就是西郊宾馆有名，专门供应专家的。

　　《中国商人》：你在北京饭店算什么级别的厨师？

　　郭培基：还是二十几岁的练习生，也能干活，不管面食，还是别的，都有了一些操作经验。说起做饭，北京饭店的地方菜比较全面。广州的、四川的、山东的、河南的，包括陕西的风味都有。有几个北京最好的厨师，如果说有广东菜，应该是把广东最好的厨师调过来，如果说有四川菜，也是把四川当地最好的厨师调过来。但北京饭店从来不吹牛，讲我是第一什么的，从来不讲这话。

　　《中国商人》：你老伴的手艺是跟你学的吗，听说她能做包括熊掌、燕窝七十多种菜？

　　郭培基：我是个做菜的，我那些师兄弟和师傅们都是北京饭店的。我这两下子从哪里来的？应该说是北京饭店的。我的师傅师兄弟们到这儿串门来了，我得请人吃顿饭吧，那吃饭怎么个做法？我老伴也做着，小孩们在旁边看着。平时也有个改善生活的时候，买点鸡鸭鱼肉做一点。日久年深，一天一天地过，十来年的功夫，家庭做菜的熏陶和感染也出来了。后来开了饭馆用不着学，她就会啊。那时候带鱼就是两毛五，买回来做做，做不了北京饭店那么好吧，也是靠谱来的。

　　开饭馆为解决生计

　　《中国商人》：你老伴跟你到北京后在哪里工作？

　　郭培基：华侨大厦，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宾馆。她不会外语就在华侨大厦里面打下手。后来到文化部机关食堂和环保所幼儿园当厨师，她做菜的基础已经有了，过来过去总在这个行业里。

　　《中国商人》：你们在餐饮业这么多年下来，也算是国家的正式工人了？

　　郭培基：是这样的。我老伴辞职开了这个饭馆，作为我来讲我几十年的工龄，不忍心扔掉这长期工。

　　《中国商人》：1980年，你们怎么会想到开餐馆的？

　　郭培基：这首先是政策允许，邓小平的伟大吧，改革开放邓小平一手操作的。经济领域改革这个大的政策提出来了，然后才有私人做生意，农村里头的包产到户。我的工资低，孩子多，经济上是困难户。那时候老大老二都有了工作，小四小五也中学毕业也长够个儿了，需要找工作。人要是处长，或者是那个部门的厂长经理，这好分配。我是个炊事员啊，认识的都是做饭的，我去找谁啊。小孩们要找工作先得到街道办事处登记，等分配。分配一段时间又回来了，再找工作。这个问题不单我是这样的，这是个社会现象。即便上山下乡的回来了，也存在找工作的问题。为什么有上山下乡，就说明当时的就业压力已经很大。就是现在找工作也是个大课题啊。

　　那我一开饭馆，对于我来讲，情况改变了。我是缺人，我做菜的要一个人，切菜的一个，涮碗的一个，服务员一个，还要一个采买的，你看一下子就要6个劳动力。我的人都在家里，还不够。上班的回来，也得忙活忙活，打打工。当时老大老二老三都找了工作，光小四小五帮忙开不起这个饭馆来，怎么办？把我这些孩子们都叫过来，开饭馆吧。这样我一大家子找工作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美国大使馆替悦宾做广告

　　《中国商人》：据说你们开业第一天就卖了一百多块钱？

　　郭培基：几十块钱吧，老伴给我说数钱数了五十多块，她后来又给我说是38块钱。

　　《中国商人》：你的第一家饭馆有多大，是租人家的店面吗？

　　郭培基：是我的宿舍改的。我的宿舍是四合院里的三间房子，拿出一间做餐厅，两间房子还住人。又盖了一个小厨房，餐厅里只能摆四张小桌，坐上一二十人就满了。当时这么大的北京城，有上班的领导层，有工程师，有文艺界，有工人，讲吃的，讲喝的到这儿来，不用说这么一个私人饭馆，就是十个也装不下哟。它自然这个饭馆就显着特别火。甚至还得排号等座，也排队。先是人家在这儿站着等，我想要吃这个菜，我站着等会吧。后来又产生问题了，你说你先来的，他说他先来的，有争议。那就想了个办法，你来了给你一个号，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给人家号。排上的人在吃饭旁边有人站着，也不好啊，也分号，你在餐厅外头先等着。四个人吃完了，进来四个人，一个人吃完了进来一个。因为吃饭的人多，餐厅太小，就产生了这些办法。这样的情况被媒体介绍传开之后，驻北京的外国大使馆听到消息，也来看看，中国的经济改革什么样的。不光是看，他也尝一尝。这里头有一个故事，北京每个饭店的标准不一样。而各国使馆里的人，他们是代表国家的，钱太多了。他要在北京饭店吃一顿，得40块钱一个人。可是我这饭馆刚一开，一个人才一块多钱。

　　《中国商人》：当时在你这儿一块钱能吃些什么菜？

　　郭培基：啤酒三毛九一瓶，我的炒肉丝，五毛六，炒豆腐一毛二，米饭才几分钱。他一个人吃个炒豆腐，一瓶啤酒，才多少钱？不到五毛钱他吃得很好。而我做的菜，味道非常好。他要吃个炒肉丝，一个豆腐，喝一两二锅头，更便宜，不到七毛钱一顿饭。可是外国人你到了北京饭店，最低消费40块一个人啊！

　　他们也想象不到我这个饭菜是这个价格，看到很多人在这里吃饭，也想尝尝。他就对我说：“老板，我一个人十块钱能吃下来吗？”他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个美国人。那我只有答应。他一吃这个饭菜很满意。于是美国大使馆做了个小宣传。他画了一张地图，由大使馆区一个箭头，指到了翠花胡同悦宾饭店，他那地图像桌子那么大还给了我两张。他把地图送给与自己友好国家的大使馆，于是各国大使馆的人都来吃饭。

　　可是我们的店堂就那么一点，就是美国大使馆的人来了，我现在的两家店里都坐不下。当时我记得，今天中午这一餐，这个大使馆来吃。明天，那个大使馆来吃。就那四张桌，成“一字”行合起来的。那时候还是小木凳呢，坐这儿大伙吃一顿。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排队一直排到多少天以后。这样一来北京零散的食客就少了。人家预定的要来吃，我们也不能谢绝。人家给了这个价钱，我们也不能说我就要你一块钱。就这样十块钱一个人，后来他们涨钱。有的给二十、三十，有的给六十。

　　《中国商人》：十块钱一个人这是1980年的事？

　　郭培基：对，80年，81年都是这样。给二十三十，给六十的也是这个时候。你像今天中午这桌是由深圳打来的电话，要在这里吃饭，那时候都属于这种情况。当年还有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订菜的，我下飞机，第一餐在悦宾吃。你给我订多少钱？我们最高三十块一个人，他说我给六十块钱一个人吧。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物价非常低，对于他们来讲非常便宜了。可是对我们来讲这是个笑话啊。你几毛钱吃饱了他就给十块，还有二十三十的。

　　《中国商人》：当大使馆的人都来吃饭时，你一天的营业额有多少？

　　郭培基：你比如说他吃一桌菜，我收他一百块，这一天中午两桌，下午两桌，就是四百。

　　副总理前来拜年

　　《中国商人》：当时生意这么火的时候你有没有很担心的事情？

　　郭培基：你提的这个历史问题是真实的情况，当时我不愿意丢掉我的长期工。就你这一问，我的孩子们请了假来帮忙，也是一个问题。那孩子们还得上班怎么办？于是就把老家的弟弟妹妹们叫来给我干活。一二年以后，北京城私人餐馆由萌芽到雨后春笋遍地都是。嗬，多极了！人家都雇工了都辞职不干了。那我也雇工了，于是我老伴也辞了。我的老大原来是汽车修理工，老二是做饭的，老三是裁缝。这些孩子们先是临时工，帮帮忙就走，后来也都辞职长期在饭馆干上了。只有我始终没有辞职，现在我还有退休金。

　　《中国商人》：你一天赚了那么多钱，而有的人几个月都没有那么多，你心里是什么想法？

　　郭培基：首先说经济改革了，中国刚一解放买卖人还是买卖人，后来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是这样走过来的。看看这些有钱人的经历，那文革时期，要搞这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是要戴上的。但首先我一家人吃饭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个时候，我们上班骑的自行车怎样买来的？我这一班十个人，一人十五块，就是一百五。飞鸽车一百五，十个人凑出一百五，头一个我骑。第二个，我照样十五块，一直出到第十个月，每个人都有了一辆自行车。这叫自行车会，大家组织起来的。可这一天的流水额，我只要卖它二百块钱，这自行车我赚回来了。

　　这你又提出来了，我有没有担心的问题？不是我担心不担心的问题，是我面临的就是这些语言。你比如说我这小孩的同学们，听说我们家开了饭馆，有的同学就说了，别理他们家了，别上他们家串门去了。有的时候我上下班走着，后面就有仨仨俩俩地说，现在咱们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了，这个人开饭馆的，在我背后就说啊，“他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啊”。听到了，我就赶紧推着自行车快走两步。甚至报纸上也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做私人买卖不伦不类”。我一听大标题不用看内容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开私人买卖只有我一个，上海、广州，无论到哪儿没有第二个，这是点明在说我呢。

　　这个问题产生之后，我怎么想？嗨，开一天算一天吧。什么反革命资本主义啊，大不了回去上班，我长期工作不没辞呢，孩子还去做临时工不就完了嘛！赚这几个钱全拿走我不要了。我是这么一种性格，我并没有多少钱。而且我这人到现在也是，不把钱当个钱，有饭吃就得了。不属于资本扩大再经营有计划有目的企业家。但是我也知道我要认真地做好服务工作，认真地把这几个菜做好，叫客人吃了舒服。这一点我清楚的很，到现在也是这样坚持的。我为什么能开这么多年，是这个意识在推动着走。

　　但是这些外界的说法出来后，有意识无意识地就会联系起来。大概这篇报道出来后，有几个小伙子来这里吃饭，这几个小伙子里就有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叶剑英的大儿子，姚依林、贺龙的儿子。

　　这些人在一起有十几个吃饭来了，外面那几张小桌子都是他们的人。“阿姨，我们捧场来了，你开饭馆我们吃饭。可是我们捧场你不要钱可不行，我们交钱呢！”这些人和我们都熟，我老伴给他们做过饭。这不十月份开张，转眼就春节了，还有几人给拜年的。姚依林、陈慕华，这两个副总理，是管经济口的负责人。还有人大的一个代表，给悦宾拜年来了。这拜年的情况就上了电视，报纸也报、广播也一日三播。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我脑子里存在的这些问题似乎就一扫而光了。这个问题我怎么感想？往年是我给叔叔阿姨们拜年，这一回是总理给悦宾拜年。这样他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不用再胆小了！人家陈慕华副总理也说了，要我们把卫生搞好，多做些凉菜，大家爱吃的菜。领导拜年就是这些话，支持我们呢。领也关心我们，同时也讲到了政策，大胆地干下去，不会改变的。

　　“不是我有意说出去的”

　　《中国商人》：听说你开饭馆到九十年代，很短时间就有一千多万了？

　　郭培基：这是别人的估计，开饭馆有内行的。他开饭馆这一上坐多少人，一天收入多少？他要给我计算一下，由那年开始到现在他应该上千万了吧？他有一个估计和判断，不是我有意说出去的。但是这话我承认，其实呢何止千万，我不能不承认啊。第一，我五个儿子结了婚，都买了楼房。你不用说别的，现在我就有三部汽车，两个小面包，买菜的，还有一个小卧车，帕萨特。就说我这两处房子吧，前边6间房后边6间，160平方米出头，就现在的地价是4万到10万一平方米。你算算，营业房10万一平方米，100平方米就是上千万啊。你想想，一千万对于我来说，这么多年应该有了吧？但这些年花出去太多啦，我银行没有多少钱呐。

　　《中国商人》：悦仙的地皮是你买下来的？

　　郭培基：早啦，1989年后我换来的。他这是三家给我的，一家用楼房换，两家给了买房的钱，没花多少钱，万把块。基本上他是不愿意在这住了，我们的交易是两愿不是为了经济的原因。

　　《中国商人》：听说后来你们家又开了木器店？

　　郭培基：是的，我们家小三搞的。怎么样搞木器啊，他看人这桌子好，他给人家千啦八百就买来。他看见那个椅子好，又买来。他花不了多少钱的，千啦八百就买一个。这个物价上涨，你现在要买这么一张桌子，十万也是它。买的时候它才一千块钱嘛，你说这怎么弄的？这样他在经济上就独立了，现在也不愁吃喝。他就没吃喝回家来我也管，反正就这饭馆。赚了钱我也不管他。但说起来了，我这个儿子搞桌椅板凳号称是搞古玩的。我那个家里头，他弄了一房子，我说是破烂吧。他那时候从天津进的货，那轱辘车拉一车来，到了饭馆，我儿子给我说爸要钱。我说多少钱呐？一万！我就给了他一万，这不折腾嘛，卸了桌子拉了一车桌子来。现在我那家里头也净是他的桌椅板凳。他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这是紫檀的，这是红木的，那是黄梨的。还有一种他说这是清朝的，那个是明朝的。清朝的他说这不行的，他500块钱买来的，现在要5千，那明朝的他说这没有了，这得5万。实际上我说这是破烂，你弄我这店堂来你让人家坐，我不要拉走吧。他妈就发脾气，她说你不拉走我给你扔街上去，这哪像开店呐？这也是些家庭里的笑话。其实呢那玩艺儿确实是有成色有文化，确实美观漂亮，人做的那工艺，雕的那花，活灵活现的，我看着都美。他拉到我这饭馆说这个好让客人坐，她妈一发脾气，拉家去吧，就在哪儿搁着呢，确实好那椅子。

　　《中国商人》：那你做到现在，这一大家子人收入啊都怎么分配呢，谁说了算？

　　郭培基：分配她妈说了算。每个月给他们生活费，吃饭要管的，孩子上学，这都要钱。书费学杂费，请个家教都挺贵的，说实在的没有这个小饭馆，这一大家子人还真没办法开销呢。我这些孙子辈们，只有一个消费低，他是考在了首师大。这个学校不交学费，伙食还有补贴，另外他学习好，有奖学金。剩下别的孩子都得交。花钱多少我不知道，哪有计算啊。

　　《中国商人》：你们也从来没有一个账？

　　郭培基：哪有帐？我不说嘛，小孩由天津拉一车桌子椅子，爸没给钱呢。下一回又拉来一车，我说多少？8000呢，爸你给钱吧！我就给了车钱家俱钱让人回去喽。

　　《中国商人》：你们家小三一开始还是想把这些桌椅摆在饭馆里觉得更有意思一些，结果让你们给骂回去了？

　　郭培基：哎，对对。他说所有这些都是明清的家俱，红木的紫檀的，客人坐着有档次。她妈说，你弄这些黑不溜啾的，我不要这些，你拉走拉走不拉走我给扔街上去！我就说你拉走吧拉走吧，别招老太太烦。这也是个笑话，太笑话了。

　　《中国商人》：你们家没有账，你老伴分配下去大家不会有意见吗？

　　郭培基：没有，没有，给多少是多少。但是有一点，谁要赔了钱他对谁不满意，你又赔钱又赔钱！赚了钱，都高兴。小三买了家俱来，虽然说给她骂跑了。但是高兴，嗨，我小三家俱搁哪了？她高兴，他这不是赔了，他搁起来了。

　　希望餐馆一直开下去

　　《中国商人》：开了这多年饭馆，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郭培基：我这人是这样的，钱是次要的。作为一个生意来讲，一定要把它做好，它毕竟是一个事业。应该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这是个主题。一个人的品质和道德放在第一位。孩子们有的学得好，有的学得差，我不以他成绩的好坏论人的好坏。同样用这话套我的生意，我不以赚了多少钱论好坏，而以我的这些人好坏论好坏。首先是人，我是这样的。

　　《中国商人》：你希望你的儿子孙子一直把这个饭馆开下去吗？

　　郭培基：是这样的，这样他们吃饭的问题好解决啊。但是这个问题不由我管着啊，我希望他开饭馆，小三他搞木器了，他搞成了。这好啊，但是我嘱咐他你要多赚钱对待客户要负责任，你不能蒙人骗人，实打实。那小三做买卖有这个好处，是赚人钱了，但他给人讲，你愿意要你拿回去。你摆三个月说你不想要了你拿回来，我如数给你钱，你还给我这货。可就是这样做下去，他的生意站住脚了。

　　《中国商人》：你这话很有道理。

　　郭培基：有没道理我不知道。但我家里这些人，我要叫他好，好啊！所有我店里这些工人们，我要叫他好，好啊！所有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事，我叫他都有满意的解决。不合理的我也认为是合理的，一个服务员说她们家盖房了，没钱。她一个月工资一千五，不够啊怎么办？我说我给你两万。问题解决了，我认为这个不合理的也合理了，这是好的。

　　《中国商人》：这一片老胡同里就你这两家餐馆吗？

　　郭培基：原来开到过六家。现在还有一家满汉全席，其他都关掉了，算上我的一共就三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