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背后：唯实还是唯书

　　其实当时禁锢人们思想的，不仅因为包产到户是一个经营方式的变革，更在于它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它与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根本性的抵触”。就在各地的决策者出于种种约束不能痛下决心的时候，饥肠辘辘的农民却管不了那么多了。

　　1978年前的小岗村，有115人、550多亩耕地，按说人均耕地远超出了安徽省的平均值。正如严宏昌所说的那样：“我就不信这个邪！这么厚的黄土还养活不了几个人？在1966年至1978年间吃国家返销粮23万斤，摁手印的18户家家都有乞讨的历史。如果连小岗这样专业种粮的人都挨饿，那么农村以外的人怎么活命呢？”

　　正是这种“不信邪”的精神爆发出改革的惊人勇气。小岗村农民用“口头禅”来总结自己的创新：“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朴素的、传诵一时的“口头禅”里，农民们仍将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这也是中国农民精神境界的独特表达。

　　在当时的全国各地，“敢吃螃蟹”搞包产到户试验的远非小岗村一地，但很少能像他们那样幸运地得到省一级决策层面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与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干部间，发生过这样一次“很典型”的争论：

　　“老干部：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多年以后，杜润生在回忆这次争论时感慨地说，“争论双方所用语言，逻辑上虽有不严密的地方，真理是在万里一边，社会主义目标本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失去群众支持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民心所向者，势如破竹；民意所系者，下自成蹊。当时，虽然仍有许多人预言，“大包干”是“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可仅仅一年间，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达到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超过10%。“大包干”激发出来的生产力更是惊人。以小岗村为例，当年粮食总产量即由多年徘徊的3万斤激增到14万斤；国家下达给小岗的油料征购任务是300斤，而小岗当年的油料产量却突破了3万斤。严峻昌说：“这些数据是在小岗人惊魂未定、心存顾忌而有所隐瞒后上报的，实际产量还要超出很多。”

　　而思想上的交锋远未停歇。1980年1月，在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专题介绍安徽推行包产到户的经验，在分组讨论时，周曰礼遭到其他省份代表的“集体围攻”。杜润生，作为当时力主实行包产到户的国家农委副主任，也遭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区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在会议休息时间，一个很有资历的老同志特别拉住杜润生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巨大的压力之下，即使是十分支持包产到户的安徽，也不得不放慢它的脚步。1980年2月，已调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村工作的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安徽的“包产到户”情况和由此引起的争论。4月2日，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成员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一定要放宽，调动起每家每户的积极性，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不要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定的社会主义性质，要解放思想。

　　然而，同年4月下旬，在芜湖召开的安徽省南片几个地市委书记碰头会上，又出现了“倒春寒”，对包产到户的批判愈演愈烈。在此期间，安徽省内一些地方的群众和干部在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出现强烈的对立，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安徽的农村改革此时面临着夭折的危险，万里对此情况十分清楚，他除了鼓励安徽的农村改革要坚定信心，更重要的是盼望和争取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出现，以阻止安徽农村改革形势的逆转。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是在农村改革兴起阶段出现严重意见分歧时，邓小平作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谈话，不仅使安徽农村改革避免了夭折的危险，也推动了农村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发展。

　　同年6月初，邓小平谈话精神传到安徽。自此，激烈争论逐渐平息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速度也随之加快。到1982年6月，安徽省95%的村实行了“大包干”，基本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工作。

　　1980年9月，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在生产队领导下的包产到户是依存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包产到户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落下了“户口”。

　　1982年1月1日，中央印发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个文件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从而结束了围绕“包产到户”漫长而激烈的争论，受到农民发自肺腑的热烈欢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的5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蓄之既久，其发也速”——家庭联产承包制，因为适应了现有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从而迅速释放出了农业生产的巨大潜能。全国粮食总产量由改革前1977年的约2.8亿吨增长至2008年的约5.1亿吨。而农民创造性也在发展经济的各个角度得以显现，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元增加到2007年底的4100多元，增长近31倍，平均每年增长7%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