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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农村改革30年得失启迪未来
2008年10月09日 14:50:09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启迪之三:上下互动,“两个巴掌才能拍得响”
提起包产到户的“专利”,多少年来人们都认为非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莫属,然而最近本刊记者发现:在纪念农村改革开放30年之际,全国一下子冒出来许多地方与小岗村争夺“知识产权”。有山东学者讲,山东一地先于小岗实行了包产到户。对于山东人的“争功”,浙江有人不干了,称浙江台州白水洋镇的皂树村更是先于小岗10年实行了“大包干”,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查阅历史本刊记者方知,他们的话也许并非妄言。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回忆,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20%~30%的生产队实行过包产到户,但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获得成功。即使有个别地方像皂树村那样实行了包产到户,但因是偷偷摸摸的局部试验,在全国几乎没有示范意义,产生不了多大影响力。 真正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并把“大包干”模式推向全国的是小岗村,从这个意义讲,小岗并没有浪得“农村改革发源地”虚名,其他地方也用不着忿忿不平。“小岗经验”传遍全国的关键,是它得到了中央的认可,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它得到了关键性人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认可,并力排众议,大力支持。 对于这段历史,杜润生给予了极为深刻的独到见解:“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60年代与80年代有着重大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用上下互动关系描述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农村税费改革更是“上下合拍、合力而成”的典型。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安徽省太和县“深度试水”的这项改革,虽然效果显著,但给基层政府运转造成的暂时性压力很大,面上铺开时遭遇重重压力。如果不是决策层的痛下决心,这项改革很可能被局限在部分地区,甚至会“胎死腹中”,农民负担过重导致的系列社会问题,会因此项改革半途废去而愈演愈烈。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英雄”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小岗村的成功,就是因为它在恰当时候,得到了“英雄”般力量的鼎力支持。 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最终成功,也是上下良性互动的结果。但遗憾的是,这种互动晚了好几年,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机遇。 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祥地,其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相对于过去纯而又纯的国有经济,具有明显的体制优势,因此它一出现便“异军突起”。但是,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断搞活以及私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其“负盈不负亏”机制的弊端日益凸显出来,许多企业出现了“厂长在一个铁桶,厂长不在一个窟隆”的局面。1997年,有人甚至作出这样的比喻:乡镇企业好比“李闯王”进京,不知江山还能坐多久。 对于乡镇企业集体办的种种弊端,苏南的基层干部其实最清楚,他们也试图进行改革以突破重围。但是,每当改革涉及到产权制度,就遇到了重重阻力,不得不半途而废,因为有些人要继续扛着“苏南模式”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大旗。 在曾被列为苏南“五只虎”之一的武进市,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乡镇1993年对全部乡镇企业作了资产评估,其中106家实行了改制,5家骨干企业未改。到1996年底重新进行资产评估时,前者净资产从改制前的8600万元上升到1.6亿元,翻了近一番,上交税收、规费及利润都增长50%以上;而后者净资产从2000万元下降到1200万元,损失800万元,经济效益指标全面下滑。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几年以后,伴随着思想观念的新一轮大解放,苏南上下才达成共识,形成互动,各地在改制中也开始由抛“骨头”到放骨干,以壮士断腕的气魄推进企业改制。张家港先后经历了三次改制,一次比一次深入。到2002年初,江苏省乡镇企业改制面已达95%左右,其中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和所有制变换的企业也近九成。改制后,企业的兴衰成败都由自己负责,等于引进了“跳楼机制”,企业普遍由原来的“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企业效益也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启迪之四:分散决策,允许多种探索和不同发展模式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对这句喊得震天响的口号简直太熟悉了。在那个高度计划经济的年代,全国只有少数人的大脑在运转,思考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定号令全国的发展计划,其他人只要严格执行就行了。这样的体制,是绝不允许出现“另类发展模式”的,一切都在上边的“计划”之中。 改变和突破,又是出现在“大包干”带来的思想解放中。当支持者与反对者水火不容的时候,中央没有像过去一样,依靠强大的组织、行政手段进行一刀切,而是采取允许试验、探索的办法,从默许,到赞赏,再到推广。有人幽默地总结,这叫做“可以,可以,也可以”。 正是有了中央的开明态度,才有了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的名言:“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时为新华社记者的吴象根据这句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阳关道与独木桥》的文章,表述了当时带有某种情绪化乃至火药味的激烈争议。 在中国“数千年未遇之变局”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就区域间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而言,再没有像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那样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的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苏南模式顺风顺水,成为社会主义农村的一面旗帜,引起全国一轮又一轮“取经热”。而当人们摆脱“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后,温州模式又取代了苏南模式被人们奉为圭臬。 针锋相对的观点、水火不容的争论,曾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甚至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固化为两种不同的政治符号:一个是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资本主义道路。然而,争论归争论,两种模式却始终并行不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他们“大一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反倒是他们自己博采对方之长,弥补自己之短,走上了相互融合之路。如苏州学习温州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经验,使全市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而温州大力学习苏州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不断提高本土产业的层次。 前不久,来自中央一家媒体的记者,联系到苏南采访,他们报道的主题是“新苏南模式”。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想法刚一提出,就被苏南一位领导泼了一盆冷水:苏南现在已经进入“无模式时代”,因为模式意味着僵化、不变,而现在苏南是与时俱进,再不想重蹈用一个模子套住自己手脚的覆辙。 从改革开放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一统天下,到今天苏南的无模式时代,昭示出了人们在发展理念上的日益成熟。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激烈竞争中,江苏省近年来崛起了“四小龙”,即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其主要标志是2002年这四个县级市的财政收入同时越过了40亿元大关。令人颇感奇怪的是,“四小龙”虽同处苏南,文化相近,可一旦突破“苏南模式”的束缚,却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与特色。 江阴不仅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三百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通过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崛起了一批处于全国同行业老大地位的“龙头”。江阴走的是一条通过乡镇企业技术改造和上市融资,推动产业升级的路子。 昆山市走的是一条外向带动、后来居上的发展之路。依靠外向型经济的带动,昆山迅速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已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县一跃成为经济繁荣、生活宽裕、环境优美的新兴工商城市,成为全省乃至长江三角洲发展中的一个亮点。 张家港的前身是沙洲县,1962年才由常熟、江阴的部分“下脚料”组合而成。由于历史较短,基础薄弱,被称为“苏南的苏北”。面对周边县市咄咄逼人的态势,不肯服输的张家港人有了一种寝食难安的危机感。他们“公开叫板、明枪交战”,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追赶型经济的发展道路。 当苏南一些县还热衷于“乡镇企业集体办”时,常熟却较早地走出了“苏南模式”的桎梏,多年来始终坚持富民为本的宗旨,不事张扬、不做表面文章,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这里的百姓成为苏南最为殷实的群体。 江苏“四小龙”的实践表明,在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只能借鉴,不能“克隆”,照抄别人的成功经验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这也是30年农村改革中为后人留下的“经验财富”之一。来源:
新华网
作者:
包永辉 陈先发
编辑:
陈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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