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气蓬勃的城市遭遇“银发浪潮”--崔鸿娥见证一所敬老院的三十年变迁

　　新华网上海10月20日电(记者叶锋)“30年前我压根儿没想到，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老龄化进度，都会这么快！”刚刚从上海市普陀区社会福利院退休的崔鸿娥说，与三十年前创办时相比，福利院里的老人已增加了10倍。

　　这三十年，崔鸿娥见证了这家福利院由一个小小的街道敬老院起步，发展成为上海市一家知名的养老机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及社会在观念、行为上都经历了耐人寻味的变化。

　　1979年，普陀区苏州河边的朱家湾街道利用小区的闲置房屋，设置床位收留了20多位孤老，就此成立了敬老院。敬老院里缺医少药，他们看中了街道年轻的里弄医生崔鸿娥。

　　“开始我不愿意去，一个好端端的年轻姑娘，竟跑到敬老院去工作，传出去会被人笑话的。”崔鸿娥回忆说，“更何况，当时我还没结婚呢。”她笑着说，后来敬老院来要人时，简直“声泪俱下”，而且街道说，敬老院是全民事业单位，最后她才同意过去。

　　朱家湾敬老院收留的全是“无家属、无生活依靠、无经济来源”的“三无”孤老，全仗街道财力资助。崔鸿娥说，当时他们还从街道工厂揽一点编织手套之类的活儿来干，以增加收入。院里的会计还经常跑去企业“化缘”。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在崔鸿娥等10多个员工的悉心努力下，这些曾经落魄无依的孤老们开始拥有安稳的生活。

　　崔鸿娥记得，当时街道有位老人，唯一的儿子解放前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敬老院随即收留了她。几十年后，儿子回来了。思母心切的他一步一跪走到老人跟前，泪如雨下。看到母亲被照顾得这么好，这位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事给了崔鸿娥很大触动，“我认为照顾老人是一件有情有义的事”。

　　有着40多张床位的朱家湾敬老院很快完全饱和。1985年，它被迁建到普陀区曹杨新村的一幢6层小楼里，并更名为“普陀区幸福院”。崔鸿娥身边的医疗人员，也增加了好几位。

　　崔鸿娥记得，为增加老人的“幸福感”，除增添生活设施外，区里还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区民政局特地把招待所设在楼里的一二层，“多一点人气，老人们就不会觉得太冷清”。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迎来了一个老龄化的小高峰，而传统家庭养老的矛盾越来越凸现：大量“4050”人员下岗并面临着再就业压力，无法照顾老人；不少年轻人出国，一些老人身边的亲人逐渐减少。当时，已经有独居老人在家中发生意外而丧生的事件见诸报端。

　　“从那时开始，幸福院里的孤老逐渐减少，自费的普通老人则迅速增加。”崔鸿娥说。幸福院大门进一步向社会敞开，不仅帮助很多家庭解决了难题，也给自身增加了不少收入。

　　人们开始正视“未富先老”的问题。崔鸿娥说，区里增加了对“幸福院”的拨款，各级领导也开始来陪老人吃年夜饭，媒体也开始“光顾”这个安静的角落。有一次，邻居充满羡慕地告诉崔鸿娥的妈妈：“你女儿上了电视啦”。崔鸿娥那时已在读会计大专，她写了篇论文，谈的就是“养老院怎样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

　　1991年，普陀区投入700多万元，在枣阳路毗邻长风公园的地块上建起全新的社会福利院，并将“幸福院”搬迁至此。该福利院后又经扩建，至今建筑面积已有5400多平方米，设有220多张床位，生活、康复设施一应俱全。院内是红墙绿树，小桥流水，院外则是风景宜人的长风公园。

　　考取会计证书后，崔鸿娥转而负责福利院财务工作。这些年来，让崔鸿娥感到欣慰的还有很多细节：老人的房间变漂亮了，病房一般的纯白色已被粉红、浅绿代替，老人床头的“病历卡”也已撤去；福利院变热闹了，前来捐赠的人连年不断，很多大学生、公务员前来做志愿者。

　　2006年，上海市60岁以上户籍老人的数量突破户籍人口的20%，“银发浪潮”达到新高峰。普陀区社会福利院的负责人说，这10年来，住院老人的平均年龄提高了4岁左右。目前该福利院已经满员，更多有意前来的老人只好“排队”。更多的街道办养老机构、民营养老机构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崔鸿娥说，她明白，将来上海的老龄化将越来越高。她想起了30年前朱家湾街道的老领导劝说她进敬老院工作时说过的那句话：“养老事业是一项需要、也值得你去投入的事业。”